时下，京津冀一体化正变成全球观察中国改革的窗口。然而，在这个世所罕见的“一个首都、两个直辖市、三个行政区”中推行一体化改革，并非易事。如今，大城市病愈演愈烈、经济转型升级极为迫切，这一变革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利益掣肘，如何打破昔日“一亩三分地”的思维定式，实现“抱团取暖”，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和勇气。
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京津冀一体化“蛋糕”虽颇为诱人，但外界一致认为，由于三地利益掣肘，其“烹饪”过程料将颇为艰难。有有经验的人指出，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是中国最难协调的区域规划之一。其实，中国官方也已意识到这一点。习对此曾精确指出，要自觉打破自家“一亩三分地”的思维定式，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。
“一亩三分地”观念的更深层次其实是体制问题，囿于现行行政、财政等体制问题，官员不得不首先考虑自己所在区域的发展，所以大多着眼一些能够很好的满足自己需求的合作，这导致三地协同发展始终没较大进展。
有一个谚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三地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区别“北京吃不下，天津吃不饱，河北吃不着”。从总量上看，京津比河北要小很多，但是人均GDP方面，北京和天津都是河北的两倍以上，而从人均财政支出上看，北京相当于河北近4倍，天津近3倍。这种由政治地位不对等所衍生的经济、社会领域的不对等，严重影响了京津冀一体化。[点击详细]
北京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对外地车辆限号，不准其在核心时段进入北京核心城区，天津也在年初限车，鉴于京津被河北三面包围，京津限制外地车辆，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河北。如果河北反制北京，不让北京车辆在核心时段进入河北，则不到一周，北京必成为一座死城。而由于政治地位不对等，河北并不敢限制京津车辆，尤其是不敢限制北京车辆，由此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北京在长期吸走河北的资源之后，还不准河北人进入北京，河北牺牲日多，京津索取日大，长久下去，必然难以共振。
有媒体报道北京第一批外迁公司有207家，主要涉及化工、建材、铸造等门类，大多为“三高一低”企业，而“这样的企业到哪里都是负担，所以目前天津、河北承接的热情不高。”他们正在等待第二批外迁的公司名单，但问题也在于，第二批如果还是类似的企业，河北与天津又该如何明智的选择？如果京津冀都坚持目前的迁出迁入标准，那么一体化无疑会陷入某种僵局。
其次，天津、河北也可以主动提出希望迁入的企业名单，继而结合北京希望迁出的企业名单，形成某种合理的搭配。
再次，转移的企业也需要端正态度，撤离北京不应该是落寞地离开故地，而应该是积极地奔赴前程。公司能够利用新环境里税收、土地、人力等优势降低企业运行成本，在市场中增加竞争力。同时，这一些企业也一定要通过机制创新、技术升级等方式改善能耗、污染较高的产业现状。
通过将“非首都核心产业职能”转出北京的措施，就能把“人”转出北京吗？或许答案不容乐观。在我国目前发展状况下，北京等特大城市几乎垄断了经济、教育、医疗、行政等所有资源。这种资源与发展的优势，使北京等特大城市具有极强的人才吸附能力，而仅仅通过行政的力量，很难与这种吸引力相抗拒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北京生源的高考入学率比许多省份要高很多，所以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相信很少有家长会选择搬出北京。
因此，在各种资源还远未均衡的情况下，即便在行政力量下，这些人口的工作地点移出了北京，却还会被北京的各种优势所吸引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资源的不均衡，还导致居民“职住分离”情况的产生，使人口往来中心城区的频率增加，不仅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，更加重了北京的交通拥堵程度。
前车之鉴，后事之师，基于此，各地政府在抓紧建设办公设施的同时，更应推进包括户籍、住房、土地、社保、教育、医疗卫生等方面资源的一体化，注重实现“职住平衡”。最终，让进入京津冀每个城市的居民都能得到全面发展，享受现代城市文明。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完成疏解北京人口、缓解大城市病的目标。
京津冀一体化，不仅在于硬件的一体化，如交通一体化和产业转移，更重要的在于互相成就，互相开放。由此，京津冀资源能够互相流动，而非单向流动，才能轻松实现最优配置。
